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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诗经》学“价值”的瓦解与重建

发表时间:2019-08-17

  :辛亥鼎革之前,《诗经》一直以经学面目出现,清末以前学者始终关注的都是《诗三百》中的价值问题。至章太炎以《诗》为史,始将经学一变而为史学,成为《诗经》学价值被解构的开始。此后,胡适等新一代学人视《诗经》为史料,经学价值被进一步解构。同样由胡适倡导而获“古史辨”派助推的《诗经》文学化解读在1930年代走进歌谣化。至闻一多以西方理论为标准的《诗经》研究的出现,《诗经》文学化解读基本定型。1980年代出现的以“文化”为号召的《诗经》研究,其实是起于文学又最终获得文学首肯的。回望百年《诗经》学,可以看出,彻底瓦解《诗经》经学的道德价值而将其引入历史、史料和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诸多问题。然而今天《诗经》学回归纯粹经学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以文学理解为前提,同时部分肯定诗教传统中的价值期许,或可成为今后《诗经》学努力的方向。

  作者简介:王长华,华侨大学特聘教授,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福建 泉州 362000;赵棚鸽,文学博士,洛阳理工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河南 洛阳 471023

  经学是中国二千多年政治、文化的根基,它层累式地建构并完整、绵延性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其中的《诗经》因具备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温柔敦厚、主文谲谏及美刺等价值功能,而历代传颂不衰。正所谓“《三百篇》所以流传于今的,由于德政化”(蒋善国 2)。然而,当经学被彻底否弃,这些层累的“德政化”的价值取向便不再成为中国典籍的阐释追求,传统的价值期许和价值系统也便随之烟消云散了。

  《诗》有本义、有引申义,绝大多数诗篇之本义自其结集后即渺不可逮。历代《诗》学所努力探寻的多为诗歌的引申义,不同时代的治《诗》者通过持续征引、传笺、注疏等方式,不断阐释《诗经》诗义,赋予其新的价值内涵。

  儒家先贤在《诗三百》经典化之前,就努力发掘《诗》的使用价值。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杨伯峻 133)。①在外交场合委婉地表达政治诉求,是《诗》最直接的使用价值。这种风气春秋时代盛极一时。齐庆封聘鲁,叔孙氏赋《相鼠》批评其无礼(孔颖达 1054)。申包胥乞师,秦穆公赋《无衣》以示同意出兵(孔颖达 1558)。设若无《诗》,这一时期的外交场合必多剑拔弩张、刀枪相向之武事,少却许多我们今天在先秦文献中粲然可见的诗意。而此一赋《诗》言志风气对后来中华民族委婉内敛文化性格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除肯定《诗三百》在外交场合的重要作用外,孔子还从多个角度阐释《诗》的价值和读法。一是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1)。二是触类旁通、敏于喻礼,《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25)。三是《诗》的社会作用,“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83)。孔子通过生活日用之常极为生动地呈现了《诗》的总体思想和学《诗》的具体方法以及终极目标。孔子对《诗》的理解有一个明显特点,即特别关注《诗》的引申义及引申价值,并不深究《诗》之本义。这种方式对后世解《诗》方法以及中国诗学的发展走向影响深远。

  此后的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说。朱熹认为,以意逆志即“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四书章句集注》306),这是一条探寻《诗》之本义的重要途径,“对春秋战国以来流行的诗说,在方法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夏传才 13)。然通观孟子引《诗》,除少数几则如《小雅·北山》《大雅·云汉》等偶曾触及诗之本义外,多数释诗为断章取义。如与齐宣王谈论“好色”时,孟子引《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数句,原诗只是说古公亶父率领周人迁居岐山,与姜氏一起视察屋宇建筑,并不能推导出“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结论,孟子则借此发挥,实乃宣扬“仁政”思想,关注的还是《诗》的使用价值。

  荀子在其著述中也大量征引《诗三百》。其用《诗》的基本模式是先述观点,再引诗句,后云“此之谓也”。这说明,在其思想中,《诗》的本义如何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以《诗》为论据,可以支撑、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与可靠,着眼点还是《诗》的使用价值。如《大雅·棫朴》“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句,本是赞美文王勤勉不懈地治理四方,与“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不存在任何关联。但荀子大约认为这几句诗与其文中“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有类似处,遂引以为证(王先谦 180)。这就为原诗赋予了新的含义,而新含义与诗之本义却越走越远。

  时至汉代,经学昌盛。齐鲁韩三家《诗》各自立说,与汉代政治保持相当紧密的一致性联系。当此之时,习《诗》者有拜丞相,有封太尉,常不免左右时局走向,遂使得《诗》之使用价值越发彰显无遗。而此时的《毛诗》则言教化、论六义,自成一家。《诗大序》一文阐述了数个相关问题:一,《诗》具有普遍性的教化作用,二,《诗》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治乱兴衰。此二者又合而为一,可以以小谕大,由夫妇家庭而国家社会,“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郑玄 2)是也。三,《诗》有正变之分,变风变雅的出现是由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郑玄 2),坚持的仍是《诗》反映社会治乱的观点。四,以《诗》进谏的原则,“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郑玄 3)。“发乎情,止乎礼义”即《礼记》所言之“温柔敦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毛诗》学并未昌盛于汉世,但《毛诗》所主张的这些使用价值,后世经学仍难见超出其范围者。

  汉末郑玄既作《诗谱》,又笺《毛诗》。《诗谱序》云:“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吴骞 5)。这是讨论《诗经》不录商诗原因的一段文字。“论功颂德”“刺过讥失”指风雅二诗,郑玄同样认为《诗经》具有颂美、刺过之功能。又认为文武之世,德行大盛,百姓安乐,反映在《诗》中,则“其时,《诗》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吴骞 6),此为《诗》之正经。而厉、幽之时,政教衰乱,周室大坏,反映在《诗》中,则“《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吴骞 6),此为变诗。笺《诗》过程中,郑玄高度关注“德治”问题。如“裳裳者华,其叶湑兮”,郑玄认为华乃喻君,叶乃喻臣(郑玄 5),直接将诗意引向明君贤臣的政教轨道上来。整部《毛诗笺》,郑玄不仅强调求贤的重要,而且强调君王自身贤明的重要性。君王既要自修德行,还要礼待贤臣,泽被四方,臣要忠君、守节(李世萍 231-50),等等。如此这般的一切问题,均指向了诗之化育社会人心的使用价值,这正是《诗》的经学核心之所在。

  唐代《毛诗正义》出,《诗》学完成统一。《正义序》谈及了《诗》的三个内容:一《诗》具“论功颂德”“止僻防邪”作用,前为美诗,后为刺诗。二诗与政风关系密切,政治清明,则美诗多,反之则刺诗多。三颂诗止于成、康,风雅止于陈灵公,《诗》的美刺皆有标准,取舍有度。后世研究者曾指出这三个判断均非《正义》首创,而是分别源于《诗大序》、郑玄《诗谱》和《诗谱序》、《两都赋序》(冈村繁 15-18)。也就是说,《正义》的观点承前人者多,对《诗》仍一如既往地关注其使用价值。

  至宋代,《诗》学风气大变。宋人不用《诗序》、重定诗义、兼采三家、注重义理、注释简明等成一时风尚。作为《诗经》宋学的典型代表,朱熹《诗集传》用文学的眼光、以涵咏文本的方法解读《诗经》,颇引人注目。但朱熹关注更多的仍是《诗经》的使用价值问题:一,认为正诗乃圣人所感而生。二,认为《诗》乃孔子所删,美诗扬善,刺诗惩恶,是为诗教。三,认为《周南》《召南》“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标准仍是温柔敦厚。四,认为《诗》是社会政治的反映。五,认为读《诗》的终极目的是“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诗集传》 1-3)。由此可见,朱熹的《诗》学分层大致为,初学涵咏文本,以文学的眼光欣赏《诗》文;之后则要转入理解风雅正变、温柔敦厚等诗教问题;最终达到以《诗》修齐治平的最高人生目标。由浅入深,层次分明,但每一步均着眼予《诗》的使用价值。

  此后,《诗集传》成为元以下至清末科举考试《诗经》科指定教材,影响深远。而这一时段内的《诗经》研究又基本与“价值”分途而治,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诗经》研究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清代《诗经》汉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然而这一时期科考仍多以《诗集传》为标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殿试策仍有“朱子《诗》、《礼》二经弟子,其入室者何人欤”(杨寄林 207)之问。胡适也说清朝学者“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胡适全集》 5-6)。学术与政教分途,是此一较长历史时段的典型特征,“足见当时名为尊经,而毫无其实,政治与经学的疏离,已经几乎到了毫不相干的地步”(陈璧生 16),因此《诗集传》的价值仍然有着强势的影响。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国门洞开,西方列强携坚船利炮与科学技术昂然挺进东土,士大夫阶层固守数千年的华夷之辨此刻颓然失去了价值。尽管如此,而每当国家遇到不可解之重大问题时,传统士大夫们依然习惯性地以复古的方式,从他们最熟悉的经书中寻找治国方略,这次也不例外。

  魏源、章太炎可谓此一时期士人之典型代表,而从魏源到章太炎的转变,也成为《诗经》价值在进入现代门槛之际启动瓦解与重建的开端。

  面对列强入侵这一千古未有之变局,清末士大夫们继汉代之后再一次选择了与社会政治关系十分紧密的今文经学,欲以此救国图强。就《诗经》言,皮锡瑞云:“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诗》宗鲁、齐、韩三家。[……]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马会开奖。一变而至于道”(皮锡瑞 341)。尊崇三家《诗》是今文《诗》学的基本准则。魏源《诗古微序》云:

  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魏源 1)

  也就是说,魏源以三家《诗》为中心,阐明一己之微言大义,而反对《毛诗》所谓牵强附会之说,申明周公、孔子制礼作乐的真正目的是用心于来世,以此达到以《诗》救亡图存之目的。